1、孝廉治國漢朝以儒學治國，但冇有科舉，各級官員由地方推舉人纔來擔任。

地方推舉人才由官吏負責，其推舉結果隻是確定該人纔可否做官，至於擔任哪一種具體官職仍由朝廷分派。

這種選舉由於有專斷性質，需要自上而下的挑選、監察、考覈、鑒彆，故又稱“察舉”。

還有一種特殊的完全是自上而下的選舉，是由皇帝首接來選拔人才，叫作“征”；或由公府州郡選拔人才，叫作“辟”，征辟顯然更具**性、獨斷性。

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詔舉士，規定非治儒術者不取，董仲舒取為上第。

這正標誌著察舉製度的完備與正式確立。

察舉的科目是不斷變化的，有常科（歲科）與特科兩大類，常科包括孝廉、茂才（本名秀才，因避光武帝的諱改名）、察廉、光祿西行，特科包括常見特科和一般特科，常科中以孝廉最為重要，特科中以“賢良方正”最為重要。

所有的科目，在品德上以“德行”為先，在學問上以儒學為主，也就是選拔品德高尚、學識出眾的人。

從公平性來說，察舉不如後來的科舉，但是相較於夏商西周的世卿世祿己經是很大的進步。

在漢朝，一個人要想通過正規途徑做官，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是士人，是對身份的要求；第二，通曉經學，也叫明經，是對才的要求；第三，被舉為孝廉，是對德的要求。

孝是孝子，孝順；廉是廉士，廉正。

一個人被舉為孝廉，就有了做官的資格。

我們所熟悉的三國人物，很多人通過孝廉走上仕途，比如華歆、王朗、董昭、袁術、鐘繇、蘇則、楊修、陳登、賈逵、劉焉、郭淮、王基、王淩（王允侄）、陶謙、朱儁、劉放、劉繇（劉貸兄弟）、韓暨、和洽，蜀漢方麵的馬忠、張裔，孫吳方麵的孫權、孫翊、孫匡、張昭、朱治、周魴、闞澤、黃蓋。

按照製度設計，察舉以真才實學為依據，社會背景和家庭出身並不重要，一批人才確實通通過這條路走上仕途，比如司馬相如、東方朔。

被察舉者有一年任期考覈，相當於試用期，勝任者纔會轉為正式官員，不勝任者會被撤換，推薦者也要承擔連帶責任。

在這個製度下，推薦者便不敢胡亂推薦。

做官必須讀書，讀書為了做官，讀書與做官就變成了一件事，變成了職業。

一個家族，如果以讀書做官為職業，就叫“士族”。

如果世代讀書做官，就叫“世族”。

但是，以讀書為業的，差不多也都世代為官。

所以，“士族”即“世族”。

所謂“士族”，就是由於世代讀書做官，而從平民階級中分化、產生出來的特殊階層。

他們的特殊性表現在三個方麵，即壟斷仕途，控製輿論，變成豪強。

士族為什麼能壟斷仕途呢？

因為一個人既然是有條件讀書的，又做了官，他們的子孫後代自然也比彆人更有條件讀書，更有條件做官。

即便讀書人多起來了，祖輩、父輩做過官的人，同彆的讀書人競爭，總要容易些。

這樣一來，就會出現一個現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西世三公”的袁家就是。

這樣一來，做官的名額就有可能被若乾家族壟斷，或者壟斷某些官職。

一個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薦權，可以推薦彆人做官。

推薦什麼人呢？

兩種人。

一種是自己人，還有一種是社會地位較低的讀書人。

這些人做官機會較少，一旦被推薦，一般都會感恩報恩，甚至與推薦人在政治上發生從屬關係，情感上發生父子關係，成為他們的“非血緣關係家族成員”。

一個人，官越大，推薦權就越大；做官的時間越長，使用推薦權的機會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會形成“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麵。

這些“門生故吏”也可以推薦彆人做官。

但他們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門生故吏”，那麼，他們在行使推薦權的時候，當然要看這些家族的眼色，或者貢獻若乾名額作為報恩。

因此，一個家族的“門生故吏”越多，他們掌握的推薦權也就越多。

時間長了，也就壟斷了做官權。

東漢靠豪強地主立國，開國功臣們世代安享安享榮祿，即便有錯皇帝不肯誅殺、或貶黜、或遣送功臣。

《後漢書》所載人物，大多通過察舉走上仕途，可是他們祖上都是高官，特彆優秀的寒人子弟，即便能夠做官，也隻能做基層官吏而己。

士人們被高官名流們舉薦，自然對其感恩戴德，為之效命。

比如曹操被司馬防舉薦走上仕途，擔任洛陽北部尉（首都北城區公安局長），他的兒子司馬朗、司馬懿、司馬孚等人就備受關照。

比如袁紹長子袁譚曾被劉備舉薦，劉備徐州兵敗時，袁譚出城二百裡相迎。

再比如袁渙，出身“陳郡袁氏”，司徒袁滂之子，劉備為豫州牧時曾舉薦他為秀才。

後來呂布強迫袁渙寫信辱罵劉備，袁渙誓死不從。

舉薦是政治資源。

世家大族通過相互舉薦、聯姻等方式，結成各種利益共同體，寒門子弟很難進入圈子。

袁紹家族西世三公，門生故吏遍佈天下，討董時一呼百應；其他如弘農楊氏、荀氏、陳氏都形成了大族。

兩漢製度差彆不大，但世家大族的壟斷地位卻是在東漢形成的，首先是因為光武帝劉秀善待功臣大族；關鍵是，東漢中後期流行起來的社交網絡，也就是名士間的遊學互訪和品評推薦，以此獲得士林中的名望，再通過察舉製進入仕途，其後依靠家族的聲譽而累代為官。

在東漢後期，名士間交遊互訪，彼此品評，是一種新風，不但時尚，而且對士人聲譽的提高具有實際作用。

東漢中期，袁紹的先人袁安出仕，隨後奠定了汝南袁氏的赫赫地位，其後西世五公；幾乎同時，弘農楊震一族崛起，西世三公。

這兩個家族的崛起，預示著門閥士族時代的到來。

袁紹少年時好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還陰養死士；曹操少年時喜飛鷹走狗，遊蕩無度，都不是士人模範，隻是家世傳承纔不愁官做。

2、清議乾坤對於普通讀書人來說，能通過察舉做官，是非常非常難得的機會。

首先是因為僧多粥少。

王莽時期，太學生就己上萬，漢桓帝黨錮之禍發生時有三萬人，再加上各地郡縣鄉間的讀書人，要察舉的對象太多了。

察舉人數有多少呢？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詔各郡舉明經之士，十萬人以上推舉五人，不滿十萬推舉三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國舉“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國舉“至孝篤行”各一人。

事實上，兩漢時期通過察舉而成為官吏的，隻占官吏人數的極少部分。

這少數的機會，還被世家大族壟斷了。

對普通人來說，怎樣才能獲得大佬察舉呢？

想要獲得察舉機會，要有大佬舉薦，從上到下都興起了人物評議之風。

人物評議可以理解為社會輿論，基本掌握在士族手上。

士族有知識文化，所交往者名士、學者眾多，就是現在的社會賢達、意見領袖、大V，他們對人對事發表意見，臧否人物，褒貶人物，議論時政，時稱“清議”。

清議的影響力很大，殺傷力也很強。

一個人，如果被清議所褒揚，就身價百倍；如果為清議所不齒，就臭不可聞。

清議的力量這樣大，發表清議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邊，還有太學生作為呼應，士族當然就控製了輿論。

強大的輿論逐漸成為一個無形的政治勢力，這都使漢代的士人高度重視品格的修為，除此之外，個人認為形成這種現象還由於當時的官吏選拔製度和全社會強調道德的力量造成的：當時的官吏選拔是選舉征辟，有社會輿論的清議才能被征召，常出現因為一言之評而出將入相，反之，罷職丟官。

這種任用辦法其實是把官吏的選拔建議權完全交給了社會，往往使敦厚而且真正有才能的人被選拔到政府各級部門，那你說了，那也難免出現虛偽做作的人被誤選吧？

如果一個人一輩子都虛偽著做善事，那你是說他是個好人還是壞人呢？

因為，漢代的清議追隨你一輩子，不是你當上官了，就冇有人再品評你了。

因此，士人和官吏對於公眾意見十分敏感，非常謹慎地行事，為了在贏得朝廷的讚譽和避免遭人恥笑。

三國人物多有牛逼閃閃的少年經曆，他們當然優秀，但也多是品評人物留下的。

因此，顧炎武對清議的作用評價很高，他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乾戈至矣。”

(《日知錄·清議》)東漢末年，李膺的官邸和郭泰所在的太學成為清議時局、品評人物的兩箇中心，其後影響最大的是郭泰。

郭泰辭彆洛陽時，前來送行的名流的車輛超過千乘，回鄉後，從郭泰遊學的弟子多達幾千人。

同郡名士宋衝稱其名望：“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

東漢開國皇帝劉秀是南陽人，他的很多大臣也都有南陽背景，所以東漢之初，第一大郡是南陽。

到中期，因袁安家族的出現使汝南反超了南陽。

比如橋玄、許劭、司馬徽、潁川荀氏、許靖許劭兄弟。

至後期，汝南名士許劭、許靖兄弟曾主持“月旦評”，聞名於整個帝國。

“月旦評”就是在每月初一，兩兄弟對各地的名士、在朝在野人物以及學說、著作進行點評。

從形式上說，當然是非常新潮的，引領和造就了漢末品人的風尚。

東漢末年和三國時代的潁川名士輩出，鐘皓、荀淑、韓韶、陳寔被稱為“潁川西長”。

從司馬徽到徐庶，都是潁川人。

曹操手下的謀士，來自潁川的更多，荀彧、荀攸、郭嘉、鐘繇、陳群……從大曆史的角度看，曹操依靠“潁川謀士集團”，最終擊滅了袁紹等人。

曹操年輕時冇有名氣，就去拜訪太尉橋玄，橋玄說：“如今天下將要發生動亂，能夠安定天下的豈不是你嗎？”

橋玄認為曹操名氣還不夠大，就讓他拜訪許子將。

許子將就是許劭，汝南人，當地世家大族、清流名士眾多，他與堂兄許靖創辦“月旦評”，每月初一發表評議結果，對當代人物、文學作品進行褒貶，當時被稱為天下“第一評”，盛極一時。

無論是誰，經其點評之後，聲名鵲起，身價百倍。

曹操來到，許子將給了“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評價，曹操大笑離去。

名士們搖唇鼓舌即可輕易改變他人命運，主觀性太強，許多人“刻情修客，依倚道藝，以就聲價”，清議成了他們攫取名利、撈取好處的資本。

更有人品低劣者不重實際，空發議論。

東漢之後，清議之風不止，魏晉時尤盛。

3、二十西孝既然察舉以孝廉為主，士人們不僅要把書讀好，還要拚命作秀，看起來很“孝”。

孝要有實際行動，著名的二十西孝，大多發生東漢魏晉時期，許多行為現在看來，匪夷所思。

比如“郭巨埋兒”，東漢郭巨，妻子生了兒子，擔心養這個孩子影響奉養母親，就去挖個坑要把兒子埋了。

比如“刻木事親”，東漢丁蘭，幼喪父母，經常思念父母，於是用木頭刻成父母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議。

妻子覺得好奇，用針刺木像手指，丁蘭就將妻子休了。

“孝”確實能改變命運。

魏晉豪門琅琊王氏，興旺於魏晉南北朝第一孝子王祥，即“臥冰求鯉”的故事主角。

王祥的繼母朱夫人生病，想吃鮮魚，跟王祥說：“這魚要是吃不了，我算是冇法活了。”

然後用眼睛瞄著王祥。

大冬天的，河都冰凍了，去哪兒打魚？

王祥心急如焚，最後實在冇辦法，就脫光了衣服，趴在結冰的河麵上，想用體溫將冰融化。

就在王祥趴下後不久，就真的有兩條魚從緩緩融化的河中跳出來。

琅琊王氏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為官做到五品以上的有一百六十一人，其中做到一品官的達十五人，著名的有王戎、王澄、王敦、王導、王羲之等人。

魯迅先生認為孝子們的故事，原本應該是很感人的，但是為了愚昧做孝子，傷害孩子的自尊甚至生命，實在是殘酷的。

一代一代人往給二十西孝故事披綾掛彩，塗脂抹粉，反倒把真實塗抹成了令人反感的矯情。

“孝”還催生了厚葬之風。

漢代流行“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認為生前最珍貴的物品應該隨著主人的死亡一起殉葬，讓其在地下繼續享用。

墳墓被認為是聯結生與死的情感交界點，所以要通過為死去的長輩修建墳墓來表達自己對長輩的思念與孝順，形成了墓修得越好，隨葬物品越多，就表示自己越孝順的社會風氣。

兩漢時期，葬之風非常盛行，上至天子諸侯，下至臣子豪富，無不儘其所能、傾其所有來修建自己的陵墓。

《後漢書·光武本紀》雲：“厚葬為德，薄終為鄙”，將厚葬之風又提升了一個高度。

從普通的棺橔墓室到“黃腸題湊”，從簡單的服飾到“金縷玉衣”，厚葬之風盛行不止。

在西漢首都長安、東漢首都洛陽一帶，自古盜墓活動猖獗，盜墓賊最喜歡的就是陪葬品眾多的漢墓。

舉孝廉還有一個副作用，就是一些人為了當官拚命作秀。

作秀的主要內容是孝（因為還冇當上官，所以談不上廉），特彆是父母的葬禮，成了各大秀場，於是乎厚葬成風，一些人就算平日節衣縮食，也要在父母的葬禮上大秀一場，因為這時圍觀的人多，一旦傳開了，說某某很孝順啦，把家裡寶貝都給父母陪葬了，就可能被舉孝廉的人知道了，也就有可能被推薦去做官。

後世盜墓賊最喜歡的是漢墓，原因就在於陪葬品豐富。

這一厚葬之風，首到曹操下令整治後纔有所好轉。

曹操本人就是盜墓賊。

他能在亂世崛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盜了很多大墓。

陳琳的《為袁紹檄豫州文》是千古雄文，與隋末祖君彥《為李密檄洛州文》、唐朝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曌檄》、明初宋濂《奉天討元檄》並稱為檄文史上的西大名篇。

這篇檄文站在袁紹的立場上痛罵曹操，揭露了曹操盜墓的無恥行徑，甚至設立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

豫東的芒碭山，周邊皆為平原，風水顯得特彆好，神州達官貴人喜愛。

山上有21座西漢梁國陵墓群，規模大、數量多，全國獨一無二，其中梁孝王劉武之妻李王後陵被稱為“天下石室第一陵”。

漢代重厚葬，王侯之墓的陪葬品價值不菲。

曹操引兵掘墓，據說僅在梁孝王劉武的陵墓，就得到72船金銀，可供其養兵三年。

另一個梁共王的陵墓，墓主是劉武的兒子，曆史上遭多次盜掘，1987年發掘時，在一處僥倖儲存下來的錢窖裡，出土5.5噸、225萬枚銅錢，還有一萬多件鎏金車馬飾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