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人合一兩漢之學，除了經學，還有讖緯。

董仲舒設計的儒學體係，不僅給世子們提供了學習教材與人生方向，關鍵是很實用，由此纔得到曆代統治者支援。

董仲舒在其钜著《春秋繁露》中，對《春秋》大義進行了發揮，是經學的開山著作，為後世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奠定了理論基礎。

董仲舒認為，“天”是終極主宰者，創造了世間一切事物，也決定著人的命運。

誰當皇帝，如何改朝換代，都是奉天承運，皇帝的旨意，也隻是傳達“天”的意思。

在董仲舒看來，天與人同構。

比如，天有365天，人有365小節；天有12個，人有12大節；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天有西時，人有西肢；天有明暗晝夜，人有睜眼閉眼；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樂；天有陰陽剛柔，人有君臣男女。

同構則感應。

社會和諧，則風調雨順；民怨沸騰，則天崩地裂。

天與人相通。

生命相通，道德相通，情感也相通。

天人同構，天人感應，天人相通，這就是“天人合一”。

天道有三才，人道就有三綱；天道有五行，人道就有五常。

五常是個人品德，三綱是社會倫理。

解釋三綱的是陰陽：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

陽是主宰和支配陰的，陰離開陽則不能存在。

所以，臣服從君，子服從父，妻服從夫。

董仲舒通過在今天看來穿鑿附會的解釋，奠定了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和社會秩序。

通過一係列操作，儒學塗上了神秘色彩，成為政治工具。

實際上從漢武帝的表現看，他更相信的是巫術，甚至太子劉據因為巫蠱之禍被冤殺。

東漢白虎觀會議，把三綱解釋成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把五常解釋為仁義禮智信，仁為東方之木，義為西方之金，禮為南方之火，智為北方之水，信為居中之土。

此後三綱五常並用，成為帝國的核心價值觀與思想統治根基。

無論廟堂還是江湖，都耳熟能詳，維繫著社會的安定團結。

儒學既是思想也是製度，法律一樣調節社會關係，因此中國古代社會雖有王朝更替與皇帝輪流做，卻冇有製度性崩潰。

光武帝駕崩前一年，忙著封禪泰山，修建明堂、靈台、辟雍，宣佈圖讖於天下。

讖是讖書，《河圖》《洛書》在漢朝廣泛流行，被認為是最早的讖書，又因為讖書中有大量圖畫，所以也稱圖讖。

《後漢書·張衡傳》說：“立言於前，有征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也就是未來狀況進行有效預言的天人感應思想。

圖讖，可以說是河圖、洛書加讖語。

有讖就有緯。

緯是緯書，是相對於經書而言的，縱線為經，橫線為緯，緯書是以神學對儒家經典的解讀，因觀點新奇靈驗，在社會上頗為流行。

“六經”都有緯書，緯書中有大量讖語。

讖與緯，合起來就是讖緯。

讖語在社會上產生很早，一般為政治家用來預測時勢，從而在社會上形成一種神秘的輿論氛圍，比如“大楚興，陳勝王”；比如“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因“胡”瘋狂殺胡人，殊不知最後秦亡於胡亥。

在科學並不發達的古代，這些廣泛流傳的讖言被認為是詭秘的隱語、上天的啟示，昭示著治亂興衰、王朝更替。

兩漢尤其迷信讖緯。

董仲舒對漢武帝說，臣讀《春秋》，發現君王無道時，上天便會用災害來譴責，用怪異來警示，倘若再屢教不改就要發動革命來進行懲罰。

單是如此，漢武帝恐怕不感冒。

董仲舒又說，如果君王有道，則會出現祥瑞（比如鳳凰、麒麟、嘉禾），證明當今皇上是堯舜之君。

為了凸顯實用性，董仲舒《春秋繁露》裡麵還有登壇祈禱、求雨止雨的方法。

在官方支援下，儒生們要進入官場，就要研習陰陽方術，讖緯之術在西漢時被髮展為一門專業而獨立的學術體係，東漢之時進一步發展盛行。

兩漢重視讖緯，這與確立漢朝的合法性有很大關係。

劉邦創立漢朝，《史記》就記載了“劉邦斬蛇應天命”，是順應天命。

劉秀登上地位也需要解釋，當年他起兵時，就有人拿來圖讖，說是劉氏該複起。

稱帝前又有人拿來圖讖，說是劉秀奉天承運，劉秀就“順應天意”成了光武帝，清代史學家錢大昕說“光武應符讖以興，故其書大興於東漢”。

光武帝迷信圖讖，術士更是蜂擁而至，想方設法穿鑿附會，爭相談論精怪神靈。

王梁、孫鹹以圖讖、符錄受到重用，鄭興、賈逵以附會聖意，顯露名聲；桓譚、尹敏忤逆聖上的旨意，仕途坎坷。

從此以後，鑽營投機的術士，競相解說圖讖，談論精怪，標新立異者，不乏其人。

因為對讖語的迷信，大事的發生都有上天的信號。

比如黃巾起義是因為“蒼天己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流行，袁術稀裡糊塗地當了皇帝，是錯誤地認為“代漢者，當塗高” 會應驗到自己身上。

三國時期，孫權對上天的信號格外重視，發現祥瑞就改年號，比如嘉禾、赤烏、鳳凰、甘露、黃龍、青龍。

黃武八年（公元229）夏天，有黃龍出現在夏口，孫權藉機稱帝，改年號為“黃龍”。

孫權還製作了一麵繪製有黃龍圖案的大旗，飄揚在中軍大營的上空，各軍的前進後退，都看這麵大旗指向什麼方向。

2、讖緯之敵讖緯學說中充斥著大量的迷信思想。

通曉經學的儒生，討厭這些邪佞之術，認為其荒誕不經，在廷議時，慷慨陳詞，力陳圖讖虛妄，奏請朝廷製止，比如桓譚、鄭興、張衡、王充等。

桓譚（約公元前23年-56年），字君山，沛國相縣人。

桓譚善彈琴，博學多才，熟讀五經，重視訓詁大義，不在章句上下太多功夫。

桓譚文章寫得好，特彆喜歡古代經書典籍。

光武帝相信圖讖，以圖讖判斷疑難，天下動盪不安，桓譚上疏：先王治國，多以仁義為正道，並冇有奇談怪論。

人們講的天道、性命，聖人都難以解釋清楚，從子貢以後，從未聽說過，更何況後世淺學陋識的儒生？

而今，有些玩弄小聰明的術士，以方技迷惑世人，妄自新增圖書內容，稱這是圖讖，欺騙迷惑眾人，詿誤聖君，對此不能不有所警惕！

臣聽說陛下曾經怒斥術士，認為是黃白之術，何其英明！

然而，陛下又迷戀圖讖，又何其荒謬！

術士講的圖讖，與某事或許有巧合，就像占卜者，也有猜中的時候。

陛下明察善辨，應該以聖意摒棄歪理邪說，弘揚五經正義，製止流言蜚語，重視儒學大師對經義的解釋。

光武帝看了奏書，很不高興。

再後來，光武帝問桓譚：“我欲按照圖讖，確定靈台的建造方位，如何？”

桓譚沉思良久，回答：“臣不懂得圖讖。”

皇帝問為什麼。

桓譚極力詆譭圖讖，說圖讖不是經書。

光武帝大怒，說：“桓譚誹謗聖人，簡首無法無天，推下去，斬首。”

此後，桓譚被貶出京師，在六安郡擔任郡丞。

離開京師，桓譚不樂，在途中病逝，享年七十餘歲。

作為當時的著名大儒、思想家，桓譚認為《河圖》、《洛書》這樣的讖書，都是後人所作，曲解先賢思想，勸人們不要相信。

桓譚著書評論時政，寫有二十九篇文章，稱為《新論》。

鄭興，字少贛，河南郡開封縣人。

年輕時，鄭興學習《公羊春秋》，晚年研習《左氏春秋》，積累下豐厚的儒學知識，精研深思，通曉義理，一起學習的同學，皆以鄭興為老師。

光武帝曾經就郊祀之事問鄭興：“我打算按照圖讖舉行郊祀，你看如何？”

鄭興回答：“臣不懂得圖讖。”

光武帝大怒，說：“卿不懂得圖讖，是否要非議圖讖？”

鄭興惶恐，忙回答：“臣學習經書，冇有學習過圖讖，並非要非議圖讖。”

皇帝心中稍有緩解。

鄭興多次就政事提出諫言，按照經書要義撰寫文章，典雅蘊籍。

但是，鄭興對圖讖不感興趣，因此也得不到皇帝重用。

張衡（78年-139年），字平子，出身南陽郡名門望族。

張衡自小才華橫溢，善於寫文章，後到京師求學於太學，熟讀《五經》，精研六藝。

張衡模仿班固《兩都賦》創作《二京賦》，通過辭賦，諷諫時政，為史上少見的雄文。

張衡巧於構思，精於機械，尤其精通天文、陰陽、曆法、算術方麵，著述《靈憲》《算罔論》，在學術上有很大成就。

在太史令任上，張衡研究陰陽，竭儘思慮，製造天文儀器，譬如“渾天儀”、“候風地動儀”。

光武以來，儒家學者爭相研究圖讖，妖言邪說橫行。

張衡以為，圖讖實乃無稽之談，不是聖人遵循的成法，於是上疏朝廷，要朝廷應該收繳圖讖，一律禁絕，不能繼續欺騙朝廷官員，也不能汙染古書典籍。

王充（27年-約97年），字仲任，會稽上虞人。

王充在中國哲學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提出“無神論”，構建了相對係統的無神論思想體係，試圖喚醒當時的百姓，打破人們對讖緯神學和鬼神迷信的盲目信任，引導人們迴歸現實，以促進社會生活的正常化。

王充對讖緯學說的反對堅決而徹底，他著的《論衡》既貶低今文“五經”，亦駁斥了官方的讖緯，既批判了官方的災異、譴告的學說，亦批判帝王受命的學說。

王充又像科學家，喜歡追根溯源，對難以理解的事情、詭異的看法，都要找出合理的解釋。

王充閉門潛心讀書，靜心思考疑難，謝絕一切弔喪、喜慶、問禮等俗事，家裡的牆壁、窗戶上，掛滿了書寫用的刀筆。

王充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多萬字，分析了萬物的異同，探討了宇宙運作、傳染病起源、農業蟲害起源等科學問題，被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所看重，是中國曆史上重要的思想著作。